在我国纷繁复杂的器物史中，铜器独占一隅。作为人类最早运用的金属之一，铜器很早就呈现在先民们的出产和日子中，尔后一向与人们的日子严密相关。

  我国铜器，阅历了先秦的礼重，汉唐的沉寂，宋元的复生改变，明清的仿古与新意……千百年间的崎岖与展开，写就一部恢宏的铜器演化史。近来，山东博物馆“器以载道——山东晚期铜器的古意与新义”展览，为观众供给了一条穿越时空的地道。此次展览11月22日展开，至2024年3月21日完毕。观众可在不同器物的演化中，顺着前史头绪，探求晚期铜器的宿世此生。

  “千年后的咱们，面临这些或精巧，或质朴，或厚重的铜器，好像也在与千百年前的先民对话，不光讨论古器和今器的联系，更是器物和人的代代相承。”本次展览策展人、山东博物馆副研讨馆员布明虎说，此次展出的晚期铜器以祭器为主体，辅之以清供玩器，古刹祠堂之中，书斋雅室之内，都能见到铜器熠熠生辉。

  古代的铜比较宝贵，所以称为“金”“吉金”。红铜是纯铜，在铜中参加锌的是黄铜、参加镍的是白铜，青铜则是由铜、锡、铅组成的合金。在我国古代，青铜制品最常见，在多个时期、多个遗址均有出土。古人注重祭祀，并以物品的多寡、器物的多少等来衡量对神灵的诚敬之心。从开始的陶制三足器，到具有高度审美功用的礼器“鼎”呈现，附着其上的青铜贪吃在看来狞厉可畏的威吓奥秘中，沉积着一股深重的前史力气。

  步入展厅，首要看到的就是铜簋、铜钟、铜簠等多件山东出土的先秦青铜器。它们不只表现了华夏礼乐宗法准则，还兼具海岱区域独有的地域文明特征。其间，虢叔旅钟是一件表现家国情怀的重器。周人为加强礼制建造，经过铸器作铭来表扬祖德、刻纪功烈。西周晚期虢叔旅曾为其父铸编钟一套，铭文在追述先人功烈、告祭自己荣誉、感念王室恩赐的一起，杰出家族系统的传承，表达了福荫家国、惠泽后代的祈愿。

  “即使走出巅峰时期的青铜时代，这些精巧的青铜器和它们所代表的礼乐文明、宗法准则等，仍在我国人的日子中承继连续，沉积为支撑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文明基因。”布明虎说。

  很多人以为，铜器只要商周好，晚期铜器一向被误以为归于假造、仿制，对其前史艺术价值开掘不行。殊不知我国在宋元今后曾呈现第2次铜器制作高峰。自宋代起，金石学与博古之风在文明领域逐步盛行。这股习尚与康复古代礼制的呼声相结合，逐步确立了仿古铜器为祭祀用器。经元、明、清的传承和展开，“胆铜法”炼铜、搪瓷等新工艺的呈现，演绎了新法制铜的成就与光辉。

  在元明清时期的文庙、孟庙、周公庙、东岳庙以及大家族的祠庙中，常将仿古铜制礼乐器作为祭祀供奉用品，其间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文庙祭祀所用铜器。从府到县，乃至村庄，都建有文庙，先贤们雕刻庙堂圣殿，擘画人文渊薮，前仆后继。上一任建古刹，下一任建牌坊；你疏浚了泮池，我建筑一座杏坛。历代捐资修葺文庙的人中，有知府、同知、知州、通判、知县、士子、绅耆、商人，以及在外当官经商的乡贤、本地的升斗小民。各地人们对文明的崇尚和据守，对文明的神往和寻求，可见一斑。

  让文庙灵动起来的是祭孔大典，而铜器是祭祀用器的重中之重。官绅主导下的文庙祭祀，在帝制时代，表现着“治统”与“道统”的交融。至元、明、清时，契合“先王之道”的“复古风”仿古铜礼器，连续着先秦时期青铜祭器的内在。

  以曲阜阙里孔庙为例，其祭祀礼器主要有两类：一是祭器，二是乐器。祭器包含爵、簠、簋、笾、豆、镫、铏、篚等，其位置高于日用器。《礼记·王制》云：“祭器未成，不造燕器。”按运用频率，可分惯例祭器和供器。供器主要为历代皇帝御赐，只在春秋释奠时运用；惯例祭器为有用礼器，数量大都在数十乃至上百，多为成套运用。

  此次展览，有一件明代阙里孔庙夔龙纹大方鼎，是曲阜孔庙现存最大的祭器，重约98千克。器身正面口沿铸楷书铭“宣圣庙”，反面口沿铸楷书铭“明成化二十三年七月好日子造”，两旁边面中间方框内铸楷书铭文，磨损严峻，漫漶不清。

  这件大方鼎，是明成化年间尊孔尤盛的力证。早在明初，明太祖朱元璋十分注意运用孔子和儒学，开了明代尊孔的先河。明成化年间，山东也掀起一股尊孔热潮。1996年12月24日下午，在兖州城区神州东路东御桥小学门前开挖自来水管道沟槽时，工作人员发现一处明清时期兖州府学文庙祭祀礼乐器窖藏，共出土器物404件（套）。其间礼器有爵、簠、登、豆、铏、盘、鼎、造像等8种共384件；乐器有编钟、编磬等2种共20件。该窖藏礼乐器器形规整、纹饰精巧，关于研讨我国文庙祭祀礼仪准则亦具有极端严重的参考价值。

  其间，有铜豆、铜铏、铜镫、铜爵等多件器物，上铸铭文“大明成化丁未三月好日子山东兖州府知府赵兰造”。赵兰对孔孟之道甚为推重，曾为皇帝提出六条主张，其间四条与祭孔礼仪更定有关：“一请定礼乐……一请详祀位……一请议谥号……一请补缺略，谓孔颜孟三氏后代各有官爵祭田，惟曾氏后代未有，乞赐祭田给人户备洒扫，选贤能户为庙主岁时祭祀，仍令有司主之。”

  从来历看，孔庙祭祀礼器的由来有三种途径：一是朝廷御赐，二是自行购买，三是各地捐献。以阙里文庙为例，最早的御赐礼器见于东汉元和二年（公元85年），汉章帝刘炟过鲁祠孔子，留太尊、牺尊、象尊、山尊、雷尊、明水瓶各一。尔后历代均有不同恩赐，至清代中期到达高峰。

  此次展出的文庙编钟，以清乾隆辛酉年（公元1741年）为盛。其间济宁市兖州区博物馆藏有11件，汶上县中都博物馆藏有12件，省内济南、青州、菏泽、滨州、沂水、蒙阴等多家文博单位有藏。依据形制、铭文判别，这些铜编钟十分共同，当属同一批次，或同一时期选用相同规范所铸，铸好之后又分配到各地运用。

  在县一级文庙中，其规制无法与阙里文庙比肩，不过士子之用心，也昭明日月。在德州临邑，当地文庙建筑群已化为乌有，仅在县志中绘有一页“学宫图”，残存部分文字记载。其文庙祭器亦丢失各地，现在在山东省内仅发现11件临邑文庙祭祀礼器，均为明成化癸巳年间所铸，当为一体。在此次展出中，也能发现它们的身影，这些器物的铭文除了铸有当地主官之名，还有“成化癸巳秋月临邑县生员钟义”“生员董纯”等字样，阐明其时有财力的士子也热心参加到儒家文明建造中。

  此次展出的别的一套特别的器物，是出自巨野文庙的清晚期掐丝搪瓷红地番莲纹五供，有一件莲纹炉，莲纹觚、莲纹烛台各两件。这种改变，与明清较大规划的商品出产和手艺技艺直接相关联。从明中叶的“青花”到“斗彩”“彩色”和清代的“搪瓷彩”“粉彩”等等，新瓷日益精密俗艳，它与唐瓷华贵的异国风，宋瓷的一色纯洁，截然不同。也能说，它们在风格上与明代市民文明十分挨近。

  在以上铜器的许多改变中，有一种不变的精力，那就是“与古为新”的文明传承精力。在铜器的见证中，孔子思维与儒家文明犹如春风夏雨，由庙堂而至民间，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。